欧洲命运系于结构性改革

作者:admin 日期:2013-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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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已经站在十字路口。意大利新总理恩里科;莱塔(Enrico
Letta)表示，单凭财政紧缩已经不足以解决问题。法国社会党泄露出来的一份文件表示，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坚持财政紧缩是一种“自私的固执”。西班牙首相拉霍伊(Mariano
Rajoy)单方面放弃未来两年的赤字目标，并拒绝采取新的财政行动。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主席巴罗佐(Jose Manuel
Barosso)也声称，财政紧缩已经达到社会和政治所能容忍的极限。

财政紧缩遭人记恨或许是事实，但反对财政紧缩的理由却是虚妄的。反对派的主张是，用收紧钱袋子的办法来应对欧元区危机是一种存在致命的理论缺陷的政治选择，其中争议最大的，就是Kenneth
Rogoff和Carmen
Reinhart合作撰写的一篇学术论文，这篇论文提出，政府债务一旦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90%，经济增长就会受到拖累。

欧元区的紧缩措施难道真是在一两篇论文的鼓动下出台的吗？这种说法当属无稽之谈。让欧元区做此选择的不是学术理论，而是市场压力。对于那些举债成本居高不下、或是依靠国际援助堵来弥补预算缺口的欧元区国家来说，财政紧缩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被迫。同时，欧元区核心国家也明白，它们所拥有的市场信心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市场现在有了一点变化。在欧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承诺购买已达成救助协议的国家的国债后，成员国面临的迅速削减预算赤字的市场压力减小了。危机国的国债收益率已大幅下降，即使这些国家的经济状况还在恶化。

所以，就连原本支持财政整顿的投资者－－例如Pacific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mpany的比尔;格罗斯(Bill
Gross)－－现在也改弦更张，认为财政紧缩已经过度。

欧元区政府现在进退两难。Reinhart和Rogoff的论文虽然引起极大的争议，但也有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支持了该论文的结论。例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简称IMF)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中，就至少援引了六篇与该论文结论相似的学术文章。当然，在这样的分析中，反调也总是少不了。对于今天的决策者来说，还需要以史为鉴，向曾经成功避开高债务陷阱的国家汲取一些灵感。

让我们回顾一下19世纪的英国。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1816年，英国政府债台高筑，负债与GDP之比达到240%，当时英国政府的反应不是简单地财政整顿，而是试图重建战前的金本位制，这就相当于今天的加入欧元区。

英国的这一行动不可避免地引发了通货紧缩和社会动荡（严重到英国不得不设立专职警察的地步）。当时，力主恢复金本位的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遭到谴责，人们指责他给英国带来痛苦、贫困、矛盾和其他一切不幸的东西，比匈奴王阿提拉(Attila)带给罗马帝国的苦难还要多——只有死亡除外。对于这样的批评，今日的政治家当不陌生。

可尽管如此，英国政府并没有背弃他们建立强势货币的承诺，而是推进了一系列大胆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扫除了以裙带、腐败和特权为基础的旧体系，废除了保护主义的关税政策，迫使企业通过创新、采用新技术和开发新市场来增强竞争力。这一改革在废除导致面包价格上涨的谷物法(Corn
Laws)的过程中达到顶峰。这个被今天的人们称作“供应面改革”的行动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金本位已经被所有主要经济体所采用。

当然，在比较历史与当下时，我们需要保持谨慎。但值得注意的是，与19世纪的英国一样，我们现在也处在一个新技术层出不穷的时代，而今天的欧洲没有抓住机会，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一直没有获得可持续的增长动力，这都说明欧洲许多经济体存在深层次的结构性弱点。

结构性改革是欧元区恢复增长必不可少的一环。而公众争论的问题却是用财政紧缩这样饮鸩止渴的方式降低举债成本是否值得？欧元区领导人让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这是欧元区的不幸，因为这给既得利益者伪装成民粹主义者反对经济和政治改革提供了机会。

当务之急，是要打破公众头脑中关于财政紧缩与供应面改革的联系。欧元区多给成员国一到两年的时间来实现赤字目标行不行？应该没问题。一方面，现有的政策足够灵活，另一方面，债务已经这么高，再高一点市场也不会太在意。

市场真正关心的是，深陷危机的国家能否利用目标放宽所带来的政治空间来推进结构性改革。

诚然，结构性改革往往要比财政整顿面临更大的政治阻力。不过，在西班牙和希腊失业率超过25%、青年人失业率超过50%的情况下，政府领导人责无旁贷：如果他们没能让西班牙建筑业的热潮卷土重来、或是不能保持希腊公共部门的持续扩张，没有人能够苛责他们；但如果他们坐失良机，使经济不具备再平衡的条件，使具有生命力的企业不能创造就业，那将是他们的失职。

意大利总理莱塔、西班牙首相拉霍伊、法国总统奥朗德(Francois
Hollande)、以及其他反对财政紧缩的领导人，他们都需要突破既得利益者的藩篱、打破准入壁垒、取消不必要规则、减少繁文缛节、让失业者重新获得培训、提高教育质量以改善下一代人的生存环境、通过银行系统合理的结构性和资本重组来保证成长中的企业有充足的信贷资源。他们是否有勇气这样做？

欧洲央行的介入给市场带来了片刻宁静。如果欧元区利用好这个机会，以政治上更加可行的方式推进艰难决策，这股反紧缩浪潮或许不无裨益。但如果像人们担心的那样，欧洲央行的干预反而让政府放弃了结构性改革，这种安宁恐怕持续不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