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波斯金：中国应该做什么

作者:admin 日期:2015-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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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大手笔遏制最近的股市波动，最新的举措是禁止卖空和大股东减持，严重损害了它的信誉。但中国的政策失败并不令人惊奇。中国决策者绝非金融市场、货币和贸易管理不当的“先锋”。比如，20世纪90年代初，许多欧洲政府因为试图捍卫估值不正确的货币而蒙受了巨大损失。
不过，中国经济仍然是巨大的不确定性来源。事实上，尽管中国股市以及实体经济表现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但大减速已经开始。这是一个严重问题，令全世界财政部长、央行行长、交易界和进出口行业担心不已。
中国政府相信它可以在从出口和投资推动的动辄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到以国内消费特别是服务业消费为基础的稳定均衡增长的过程中实现软着陆。而事实上，中国政府也实施了一些明智的政策和改革。
但高增长掩盖了许多问题。比如，官员们寻求通过实现短期经济目标确保升迁，这导致了资源配置不当；基础行业（如钢铁业和水泥业）累积了巨大的过剩产能；而银行和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上也累积了大量不良贷款。
最能体现这一问题的莫过于城镇化规划，城镇化让大型新城市纷纷投入建设，包括现代基础设施和大量住房，却无人入住。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鬼城”与沙俄的波将金村（Potemkin
village）类似，只是为了给路过的沙皇皇后营造印象深刻的幻觉；但中国的鬼城是实实在在的，也许不仅仅是为了取悦领导人。
如今，经济增长已经慢了下来，官方年增长率数据为7%，但大部分观察者认为接近5%（甚至更低），中国的治理问题也变得不容忽视。尽管中国的增长率仍超过当今绝大部分经济体，但放缓的规模令人担忧，其所造成的短期动态类似于美国或德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从2%的增长变为3%的收缩。
陷入严重经济问题的中国可能发生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动荡。随着减速开始拖累就业创造，每年迁往中国城市的数百万人将更加难以找到优渥的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垄断合法性将受到质疑。（从更广的角度看，中国问题，再加上俄罗斯的崩溃和委内瑞拉60%的通货膨胀率，将让很多人不再相信国家资本主义优于市场经济。）
中国对于全球经济具有系统重要性，因此中国出现动荡所产生的危险远远不止于其国界内。中国是美国国债最大的外国持有者，美国、欧洲、拉丁美洲和澳大利亚的主要贸易伙伴，也是亚洲内部贸易的关键推动者，这部分是因为其巨大的加工贸易规模。
中国对于世界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中国当局已经快要左支右绌了。中国政府必须解决减速的短期影响，同时继续实施旨在让经济平稳过渡到新增长模式和扩大市场作用的改革。外国企业正在试图争夺中国快速增长的中产阶级。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估算，中国中产阶层已超过2亿人。但这需要稳定的商业环境，包括增加政府批准的透明度和放松资本管制。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中国政府最近发动了温和的货币贬值，到目前为止贬值了大约3%。这一幅度也许无法让中国与欧洲或美国的贸易平衡发生重大变化。但它释放出一个向更加市场导向的汇率变化的信号。投资者、管理者和政府官员所想到的风险是货币市场——或者受市场力量冲击的政府管理的货币——常常动能过大，导致基础价值发生过度调整。
在中国政府使用货币政策稳定市场的同时，微观层面的改革必须继续进行。中国必须在各行业部署新技术，同时改善工人的教育、培训和卫生情况。此外，中国需要加强提振国内消费的力度，目前中国国内消费占GDP的比重仍远低于其他国家。这意味着降低前所未有的高储蓄率，很大一部分储蓄流向了国有企业。如果要让民营企业和家庭取代政府引导的投资成为经济的主要增长引擎，国家就必须降低在大企业中的股份，允许更多的利润直接分配给股东，并从剩余利润中拿出更多给公民。
降低过度国家控制的转变还应该包括用针对低收入工人的定向支持和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取代给予重点行业的补贴和补助。此外，中国必须减少行政自由裁量权，引入明智的、可预测的监管解决自然垄断和外部性问题。

回到宏观层面，中国需要在各级政府间重新分配责任和资源，以利用它们在提供服务和筹集收入方面的比较优势。经济必须逐渐降低债务负担。
幸运的是，在面临前方艰巨的调整挑战时，中国3.6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以作为不可避免的损失的缓冲垫。但中国也必须避免重回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的老路，当局在股价出现修正走势时所表现出来的激烈反应，凸显出这一可能性。这条老路需要彻底抛弃，决不能让它对中国的长期稳定与繁荣造成更大伤害。

Michael J. Boskin是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